天津卫水运形成的始末

天津卫水运形成的始末

引言

北京古代军事活动和运河的开发利用，只是造成了天津水运枢纽的要害形势。但由于这些大的军事活动时有时无，天津地区水运交通和漕运活动也时兴时废。每当中原王朝强大，向东北开发时，天津地区便得到发展利用；而当中原王朝衰弱，少数民族入塞，或中原军阀混战之时，大津地区水运便受到破坏。所以，至唐代虽有军粮城这样的军镇出现，但并未形成稳定的中心聚落和城市。天津中心聚落和城市的形成是与北京向都城转化密切相连的。

唐末，西北少数民族逐渐衰弱，北方和东北少数民族兴起。这些民族势力不仅经常南下，而且要求学习中原文化，入主中原。辽、金、元几代建都北京，使它从一个普通北方军事重镇变为陪都，而后成为半个中国的政治中心，最后成为全中国的政治中心。但是，北京地区的经济情况却又和这种都城地位不相称。

唐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中心已转移到长江流域。为维持北京的都城地位便要求漕运的经常化。这样一来，经由天津地区的水运活动便不再时断时续，而成为持久的事情，这就为天津地区形成稳定的中心聚落、市镇和城市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说，北京向都城逐步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天津城市形成的过程。

年，唐朝灭亡，不久，北方的契丹人建立辽政权，长期与五代及宋对峙。辽朝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又叫燕京，揭开了北京向都城转化的序幕。但是，宋朝国界在当时只到今雄州、霸县一线。当时，黄河再次北迁，由今海河入渤海。宋辽以横亘东西的白沟今拒马河和黄河下游为国界，白沟被称为界河。现在的天津海河以北地区属辽，海河以南属宋。

天津地区被一分为二，因而从南方经天津直达幽州的内河运输一度中断，海运也因南北分立不能再由江浙供应幽州，天津地区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但不能因此即认为天津地区地位不重要或完全衰落。界河是两国军事前哨，双方于沿岸设防，发展起一批戍守的军塞。特别是界河以南，由于宋朝利用隋、唐御河即南运河向前线输送军粮，粮纲船艘仍不断往来其间。

年，考古工作者在静海县元蒙发现一条宋代木船，长14.62米，宽3米多，有13个舱。载重量大约有30吨。船内有开元通宝和政和通宝。因此，其上限应在北宋政和年间以后。元蒙东距南运河4公里，可能是通往运河的一条古河道。

运河支流尚能容纳这样大的船只，可见宋代御河并未淤滞废弃。江浙通向渤海的海上运输也并未废止，只不过不能直输幽州罢了。特别是澶渊之盟以后，宋朝常有商船或官船运货北上。

这些物资抵达运河北端时自然要有个接纳地点。唐代军粮城在界河的北岸，属辽，自然不好再用。于是，在与军粮城遥遥相对的界河南岸又形成一个新的物资接运中心，这就是著名的泥沽寨，或称泥沽海口。除泥沽海口外，今海河南岸和运河入口处还形成一系列铺、寨。宋朝为防辽兵南下，采用何承距建议，实行“塘泊政策”。

自今保定、雄县、霸县直至泥沽海口，利用天然沼泽开挖沟渠，曲屈公里，深不可行舟，浅不可涉步，置寨26,铺25,戍卒,部盘百艘。最东的一个寨即泥沽寨。宋朝曾于真宗咸平四年年三月，在泥沽海口置海作务，造舟令民人海捕鱼。后恐辽人偷渡而撤销。

泥沽寨以西，还有一系列的军寨，仅乾宁军所属的就有：双港寨距泥沽12.5公里、三女镇寨东至双港4公里、苇场港寨东至三女镇10公里、小南河寨东至苇场港9公里、百万涡寨东至小南河40公里、沙涡寨东至百万涡5.5公里、独流寨东至沙涡6公里、钓鱼台寨北至独流30公里，加上最东的泥沽寨共有9个。

其中，除钓鱼台寨在今静海以南外，其余均在今天津市以南地区。这样众多的军寨出现，为以后天津聚落形成奠定了基础。

而在今海河北岸，辽国同样设军戍守。另外，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辽代由辽东经渤海西岸以达燕京的海上运输得到很大发展，使天津地区北部的海岸港口得到利用。燕京是辽朝南方军事重镇，为补充军需，常自西京大同和东京辽阳二地运粮至燕京，辽东粮食运输路线主要经海路。当时，辽朝运粮船自辽东入渤海，而泥沽海口为宋所有，不得不在此以北的滦河口靠岸。上岸后改由运河转送燕京，这就是历史上相传的萧太后运粮河。

据《长安客话》《畿辅通志》《顺天府志》《香河县志》《宝坻县志》《帝京景物略》等文献记载，这条运粮河的走向大约是从滦河口沿曹操所开新河西去，经今唐山以南，过宁河、蓟县、宝坻，经香河的大龙湾、小龙湾接潞水至今通县一带分支，一支北上经牛栏山向檀、顺输军粮；一支向西，经燕京北郊高梁河至白云观附近卸载，供燕京城内军民。辽代海运虽不自天津登岸，但为此后北京和天津地区通往辽东的海上运输奠定了基础。

可见，宋、辽时期天津地区虽被分为两国所有，但却围绕海河水系汇流处形成一系列聚落，从而孕育着中心城市的出现。金人建国，南部国界一直到淮河。燕京升为金朝的正式都城，曰中都，成为北半个中国的政治中心。

这与辽南京的陪都地位显然大不相同了。金中都集中了庞大的政府机构，驻有大量军队，它不仅从各地调动物资供给自己的需要，而且负有沟通中原、华北、东北各地，调节各地区的经济平衡，以稳定金朝政局的责任。因此，内河漕运和海上运输必须加强。

金代，在今天津三汊口地区形成著名的军事和漕运聚落，这就是直沽寨。当时，运往中都的漕粮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两路。各地漕粮先入御河今南运河，然后经直沽寨入潞水达通州。通州因此成为中都以东的咽喉之地。金初，漕粮至此需陆挽，行25公里方至中都，费用极为昂贵。

因而金政府一直着力解决由通州至中都的水运问题。于是，利用汉代车箱渠故渎，由潞水经中都城北以通漕运。但当时这条运渠上游只接高河，水量很小。金世宗采纳户部侍郎曹望之的意见，设水闸提高水位，逐段分运，故又称之为“闸河”。

由于闸河水量实在太小，运输仍十分艰难，由通州至中都需10日方达。金朝为增加闸河水量曾先后采取两条措施：一是自今京西麻峪一带开金口河，引卢沟水今永定河入闸河，以增闸河水量。大定十二年年渠发，但因卢沟河上游地势高峻，河水混浊，水流湍急，不仅不能利用，反而冲决堤岸，毁民庐舍，终于在大定二十七年年被迫填塞了这条河道。

另一个办法是引玉泉山、瓮山泊泉水入高梁河。玉泉山、瓮山泊诸泉清澈，流量虽不甚大，但对改善闸河效益作用不小。这样，漕粮达直沽后便沿潞河至通州，再经闸河入中都。

金代对漕运管理比较合理，运夫采取雇用办法，沿运河州府官员兼“提控漕河事之职”，因而增加了地方官更的责任心。因此，较之历代漕运给人民带来的负担稍微小些。这使运河沿途州镇得到很大发展。恩州、景州、沧州、清州、献州、深州、卫州、滑州、洺州和通州都是著名的漕运管理城镇。临清、历亭、将陵、东光、会川、武强等地都仓储漕粮。而直沽寨就成了联络这些城市，沟通河北、山东诸州的枢纽，因而得到金朝的特别重视。

旧志一般认为，天津聚落形成于元，“天津”地名始见于明。现据《金史》有关记载，说明无论天津中心聚落的形成和“天津”名字的出现，都是在金朝。《金史》卷一O三载：“完颜佐本姓梁氏，初为武清巡检。完颜咬住本姓李氏，为柳口镇巡检。久之，以佐为都统，咬住副之，戍直沽寨······皆赐姓完颜。”武清治所当时在香河以南，柳口镇在今天津西，约相当杨柳青一带。直沽寨大约就在三汊口以南的天津旧城。完颜佐和完颜咬住以巡检之职升为都统、副都统，戍守直沽寨。后来以功皆封将军之职。

结语

据《金史·百官志》，巡检负责地方捕盗之事，仅为正七品；而都统则是高级军事职务，属中央都元帅府。可见，直沽寨的地位比武清、柳口镇重要得多。又据《金史·河渠志》记载，泰和六年年十二月，“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漕河闸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天津河具体指哪一段无所记载。

据翟乾翔《天津海河下游水文地理变迁》征求意见稿考证，通济河为北运河支流。天津河既与通济河为一司，可见应在北运河左近。“天津”者，天子渡河之津要。天津河大约即今海河下游。可见，“天津”二字金代已作为河流名字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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