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北历史生态与虎迹寻踪

　　“虎，山兽之君。”这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虎”字在此前的甲骨文时代就有了。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的甲片上就可以看到“虎”字，“田猎卜辞”记载了很多捕获老虎的史实，有的甚至一次就可以猎获“马二、兕一、鹿二十一、豕二、麇百二十七、虎二、兔二十三、雉二十七”等各种不同禽兽。甲骨文中还有古国“虎方”的记录。虎方位于中原地区以南，以虎为图腾，殷商时代即达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

　　同在殷墟妇好墓出土过一件双虎人首铜钺，两虎均为侧向剪影状，虎嘴相向大张，两张嘴的正中是一张正面人脸像。这种造型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上例如卣、尊上都有出现，有人称之为“虎食人”。也有研究者指出，以虎作为装饰纹样的母题广泛应用于礼器、兵器、杂器和艺术品之上，既有写实的风格也有抽象的风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虎人对立。确实，在这些青铜器上看不出人虎敌对的表情、动作以及恐怖，相反在张着大口的老虎面前人的表情还有点泰然自若。关于青铜器上人与虎的关系、虎的造型，虽然研究者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但不争的事实是，“虎食人”纹饰出现的领域不断扩展，泛化的虎造型或许已经从自然动物转化为一种神明了。

　　观察这些器物上的虎造型，不论它是动物本身的具象再现，还是象征性的神明表达，都在不经意间折射了当初的生态环境，传达了历史地理信息和古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可以判断，虎作为今天已非常见的猛兽，历史上曾经有过广泛的分布，在农业文明发达、土地大量开垦的中原地区以外的边缘地区即有老虎生息。《晋国青铜艺术图鉴》一书中就说，“虎在春秋时期的晋地应当是比较常见的动物。因此，虎的形象在当时晋国青铜器上出现很多”。

　　研究中国环境变迁的学者得出结论，远古的山西北部原始森林茂密、植被丰富、野生动物繁多、气候温暖湿润，生态环境良好。《中国农史·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中说，新石器时代末期，山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3%。即使到了秦朝大兴土木，忻定盆地以北地区仍以游牧为主，草原森林依然是大地的主色调。两汉之际，山西北部人口少，生产、生活以牧为主，生态保持良好。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人口增长、土地开发，平原地区的森林普遍遭到采伐。不过这一时期农业上依旧实行轮作制，农民并不缺少柴薪，山区的森林植被没有遭到大的破坏。《水经注》说到当时的华北永定河流域，“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鄣邃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永定河流域森林植被良好，不缺禽鸟走兽。太行山及以东的山地丘陵地区也是森林覆盖，滹沱河在雨季还经常把巨大的树木冲倒甚至携带到渤海。

　　东汉时西迁进入“匈奴之故地”的拓跋鲜卑部，在阴山南麓面对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田猎好地方。《魏书》中记载，世祖拓跋焘曾“西至五原，田于阴山”，还“乃遣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当时拓跋焘能够在阴山之北建设广德宫，很重要的条件就是阴山地区原始森林良好，不缺乏大树。广德宫建成后，北魏皇室多次巡幸阴山、猎杀动物。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北方的植被覆盖度很高。

　　茂密的林木为大型动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条件，包括老虎之类食物链顶端的猛兽在中国北部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地都有分布，至于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川等地同样有老虎生息。前秦开国皇帝苻健在位时，关中大饥，出现“虎狼食人，行路断绝”的情况。及至第二位君主苻生统治时期，依然发生过“虎狼大暴，从潼关至于长安，昼夜断道”的情形，《晋书》记载“自其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杀七百余人，民废农桑，内外忷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黄河以西地区老虎的分布范围很广。

　　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曾经作诗《苦寒行》写道，“北游幽朔城，凉野多险难……猛虎凭林啸，玄猿临岸叹。”由此可以看出来今天的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一带虎狼出没，猿猴众多。

　　北魏定都平城后建设有虎圈，太宗拓跋嗣在永兴四年（）春二月癸未，“登虎圈射虎”。北魏帝王也会到西苑射虎。和平四年（）夏四月癸亥，文成帝拓跋濬幸西苑，“亲射虎三头”。发迹于大兴安岭森林的拓跋鲜卑皇帝应该更喜欢外出射猎老虎，泰常六年（）秋七月，太宗拓跋嗣“西巡，猎于柞山，亲射虎，获之”。皇兴二年（）春二月癸未，献文帝拓跋弘“田于西山，亲射虎豹”。

　　在柞山、西山射猎的老虎就是野生老虎，而虎圈、西苑的老虎主要是捕获后豢养的老虎。孝文帝拓跋宏登基后曾下诏书，“虎狼猛暴，食肉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从今勿复捕贡”。从《魏书》的这些记载就可以看出来，北魏平城时代山西地区的老虎分布广、数量多。柞山也作柞岭，就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北。由此也可以判断，首都平城周边区域就有老虎分布，而且数量不少。

　　从文献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记载了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的老虎活动情况。据此可以判断，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土地资源的开发，人类不断进占老虎的生存空间，人与虎的遭遇增多、矛盾增加。不过，北魏平城周边区域老虎活动的记录也说明，当时的生态环境完全能够承载老虎等野生动物，也就是说当时的自然环境依旧良好。

　　野生老虎作为大型食肉动物，需要的生存空间明显大于其他动物。一般认为，一只成年野生老虎至少需要20平方公里的森林栖息地才能生存下来。由此可知，一个地方要有野生老虎，必须有连绵数十甚至成百平方公里的森林环境，还要有提供老虎食物链的其他野生动物的生态条件。

　　正因为自然环境依旧良好，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野生鹿资源丰富，鹿肉是普通人家最常见的肉食来源，《齐民要术》一书中还记载了用鹿骨造肥料、用鹿肉做肉酱的方法。野生鹿易得，用鹿皮制作服饰自然就便捷，当时穿鹿皮衣服也就成为社会下层人群的标志。

　　到了隋唐时期，都城长安周围已经无木可采，采伐范围扩大至山西北部的芦芽山一带。也就是说隋唐以前晋北尤其是晋西北的生态基本上还是纯自然状态，整体上良好。即使北魏定都平城期间，人口短时间内曾增加到大约一百万，但也没有造成生态灾难。

　　到了辽金以后，山西北部林区毁坏逐渐加重。“砍尽黄花梁，修起应县塔。”民间的这一说法从侧面说明当时的林木砍伐严重。元代，吕梁山、芦芽山的森林继续被砍伐，形成“万筏下河汾”的状况。元代的屯田政策也进一步加重了对草原和灌木植被的破坏。明代，长城沿线陆续设立大同镇、山西镇等军事管理机构。为了解决驻军粮食问题，军屯、商屯和民屯兴起，长城周边的森林、草地被开垦成农田。明代永乐年间后，为了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入侵，长城沿线边镇陆续推广“发兵烧荒”之举，甚至出塞三五百里纵火烧毁草木。

　　不过，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山西北部山区还是有老虎的，而且发生过老虎食人事件。当时的文献记载了老虎最后的身影，也说明生态承载能力越来越差，直到老虎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年春节之后就进入了壬寅虎年，回顾历史片段和文化印记，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敬畏生态，才能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敬畏历史，才能不断汲取前行的力量。未来，人们一定有机会在更广大的生态空间里听闻林风阵阵，观察野生动物出没。（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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