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解决用水问题
古代城市中的破塘系统是这一营建逻辑的重要载体。千百年间古人探索其营建方式及与人居环境的互动关系，引导了众多古代城市衍生出范式化的空间结构和风景面貌，成为古代人居营建的语汇库，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城市提供线索。
一、中国破塘系统营建
1、农耕文明下的人地思想
相较于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来说，农耕文明中生产单位、活动的地域性较小，但对土地的加工深度极强，往往造成大面积的土地侵蚀和自然环境效益的折损。同时，随着农耕文化生育观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人地比例逐渐降低，人地关系的矛盾日益显现，人口多、可用耕地少。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古人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虽然借天时、因地利，却努力依靠“人事”的力量改变环境，在有限得土地中争得最大得利益。艰难的环境不断催生出能够改良土壤、提升产量的耕作技术，能够将不易耕作的土地进行平整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得缺乏天然降水的区域也能得到灌溉水源的水利工程。在这种长期的建造实践活动中，人试图和土地构筑一种彼此依存、共生的和谐关系。古人对于城市支撑系统的功能需求促成了水利系统的营建，是其源动力，但水利系统的持续发展、水利与城市精神的高度融合，则有赖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形胜观，这是其延续和演变的驱动力。
2、营建意匠基础
农田水利本质是在自然不利因素中对原生水土关系的定向改造与重构，因此可以说古代农田水利的营建是我国国土景观面貌演变的核心驱动力，也为破塘系统建设提供了宏观背景和理论体系。传统的农田水利事业是传统破塘系统营建的起点，破塘也是在农田灌溉系统中逐渐形成了空间结构和功能体系的雏形。在自然系统中，水与土地是两个相对独立而相互作用的物质要素、资源要素和景观结构要素，贯穿于地表环境变迁历史的始终。
人类需要利用水土资源建设人居环境、开展生产生活，但并非所有自然形成的水土关系都顺应人类的需求。于是古人依据生存所需在实践中不断梳理和重构原有的水土关系，经过漫长的历史周期，土地、水系与其他自然或人工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复合系统，是自然地理条件和人为干预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聚焦于我国国情，中国人对水土关系的梳理是从农业开始的。几千年来古人不断发展农业以供生存所需，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聚落繁衍和文明发展的根基。
从区域地理环境和城市水利建设的类型分类上可以看出，破塘系统多用于丘陵和山地。一方面，由于地形起伏较大，降水时地表径流四散冲刷难以控制，农业灌溉用水往往不能均匀、稳定地供给，而破塘能够及时拦截径流，稳定区域的部分径流，在拦截后进行可控的调蓄和利用。
二、城市水利系统
1、水利营建为古代城水矛盾关系提供缓冲
古代城与水的关系是辩证的，建城与营城需用水之利也需避水之害。也就要求了城市需依山而傍水，山水可用于防御，水路提供了水运的便利，又不可距离自然江海过近以免受洪潮侵犯。城址的高程不可过高，以便于从自然的水系中取水，也不宜过低，防止高水位为城市带来洪泛灾害。如《管子》中提出理想的城市环境需满足“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早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自然的水体为人类的城市生活提供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也在水利技术发展不完善的时期成为城市主要的灾害之一，因此城市人居环境的营建需要与水保持适宜的距离。如早在战国时期出现的番禺古城(广州城的前身)位于番山高地上，下临珠江水系流域的汇水河口，既有用水之便，也可防洪涝之灾;天津卫城位于三汉口附近的高冈上，既有五大水系交汇的航运之利，也可免受海河泛滥的威胁;北京城靠近永定河水系但选址于河水冲积扇的背脊上而不易受洪，又倚靠西山西麓而可获泉水之宜。如西安、开封、福州、杭州等历史城市都是傍水而不近水的典型。
2、水利营建强化古今一脉
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特点。在空间上，强调与自然的融合和连续，不局限于一村一镇，一城一邑，而是着眼于一个宏大的疆域，形成中国宏阔的、内聚且城乡连续的人居模式，农村与城市是一体的。在时间上，这种连续性使得人居环境在规模不断扩大、人居模式、生产生活方式不断转变的过程中，文化思想和自然观、人地观念始终保持如新，世代沿袭。
人类发展由聚而邑，由邑而城，其人居思想与营建理念一以承继。城市是人类在自然系统中开展的高度人工化的建设，相对于与自然系统关联更为密切的乡村聚落而言，城市具有更高密度、高强度的人工支撑系统，也更强调基础设施的功能完善、高效利用、集约运作、安全可控。这样更加促进的水利系统的延续和发展，自然与人工交织而成的支撑系统继而成为城市营建的基础，为规模不同的城市乡镇服务，构建出区域的城市支撑系统和景观系统。
三、中国古代破塘系统对城市的支撑
1、城市水系调蓄
在历史上都城的营建中，常以大调蓄量的破塘系统作为城市水系的重要弹性节点，通过湖体的灵活蓄泄保障都城的用水安全。如今天南京的玄武湖作为南京城市历史上最重要的破湖，其主要的功能之一便是调节控制城市水系的水位、水量和给排水的时间，这也是其破塘系统营建史中贯穿始终的主线。六朝以前，玄武湖便开始成为为宫城供水的水源。
六朝时，执政者开始意识到玄武湖作为城市水系调蓄的巨大潜力，开始了破塘系统的营建，多次疏浚湖底并用疏浚泥建长堤，这一时期玄武湖虽承担调蓄水系的功能，但皇室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筑湖更是着眼于玄武湖作为水军训练基地的功能。
六朝后湖体不再为皇家所用，且恰逢气候寒冷期玄武湖逐渐荒芜，虽多次试图疏浚为破塘蓄水备旱，但因己失去作为国都的重要地位，且水源不足，玄武湖只能称之为“放生池”。直至北宋，王安石向宋神宗奏请废湖还田，奏准后玄武湖便开始了数百年的埋废历程，而王安石泻湖为田的做法多为后人所诟病。后来也因玄武湖的废止而使城市饱受水患之灾。
2、倚湖而守
破塘系统中的破湖作为蓄水的枢纽往往形成大面积的水体，能够起到防御外敌来犯的作用，保护一方城邑安全，因此许多破湖与城市的城墙相接，直接起到护城河的功能。这样的防御功能往往出现在历史上的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中，能够一定程度上引导城市城垣、城壕的营建;其湖体面积往往较大、与城市呈现紧密相依的空间关系，这样才可起到有效的防御功能;且相对于丘陵山地的区域，平原区更需要这样具有防御功能的破湖。
除都城外，一些具有军事战略地位的重镇常常也以破湖作为军事防御的屏障。如大明湖占据了济南城市极其重要的空间位置，湖在城中大面积的土地占有比例是其他湖体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其有能力承担重要的城市防御作用。历史上济南多次修筑城墙的过程中，城北侧始终与湖体紧密相依，敌人进犯时几乎不可能展开有效的进攻。
结语：
古代的破塘系统是基于我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营建理念而催生的产物，它之所以可长久以来在我国国土上繁荣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的思想哲学体系给予了它充分的成长的沃壤:长期的农耕文明使得古人懂得对人与土地的关系悉心经营，在土地上合理规划、持续发展、谋求生存;古人的自然形胜观使得自然被视为人居环境中整体而有机的存在。
即使人工的营建也不可脱离自然环境的基底;独特的山水审美意识使得一山一水都富有诗情画意;另一方面，传统的营建意匠基础为破塘系统提供实践依据与长久发展的驱动力:传统农田水利为破塘系统建设提供了宏观背景和理论体系;区域水利的类型为破塘系统地提供宏观的研究框架，最终以城市及周边区域的水利系统为载体进行集中呈现，体现了人工与自然系统的高度交融。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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