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两宋时期程朱理学科技文化的发展
两宋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政策,使两宋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在继承前人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典籍整理、自然科学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超越古人和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使两宋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而且表现出与汉唐开放热烈、气势博大迥然有别的一种丰满细致的文化格调。
程颢、程颐兄弟儒学的发展。北宋建立以后，统治阶级除了在政治上加强集权统治外，还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建立起一套能把自然观、认识论以及道德修养方法结合起来的精致哲学，使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解释更有利于达到全面巩固统治秩序的目的。于是，在北宋庆历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探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变化的法则，以之论证伦理纲常，寻求以治国安邦的答案为核心的新儒学——宋学。同时，以租佃关系普遍化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教育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以及佛道儒三家的长期互相斗争融合，也都为宋代儒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丰富的思想资料。
宋初以来，思想家们继承了唐代疑经学派的传统，冲破汉儒以来章句之学的束缚，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探究儒家经典的原本义理，开创了儒学研究的新方法，至宋神宗时期，宋代儒学呈现了门派众多、相当繁荣的发展局面，代表性的学派主要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等。其中二程“洛学”由于门人众多，思想学术流传日广。特别是“元佑更化”后，王安石新学屡遭清算和打击，渐趋衰微，“二程”学说则借势逐渐兴盛起来。宋学也渐渐转变为注重“内省”工夫、专讲道德性命的“理学”，并在南宋学者朱熹身上集于大成。
朱熹理学朱熹(—)，字符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伊洛渊源录》和后人编成的《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张载以及佛道各家学说，完成了由宋学向理学的转变，建立起庞大的理学体系。朱熹生前，由于他的“正心诚意”说教不被宋孝宗欣赏，所以尽管其学术思想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却未被官方看重。直到南宋理宗时期，才受到朝廷重视，理宗皇帝钦赐朱熹谥号，又撰文褒扬朱熹及其理学，追封他为信国公，并确立了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思想的地位。
这一时期还形成了理学的另一门派，即陆九渊的“心学”。陆九渊(—)，字子静，抚州金溪(今江西金奚谷)人，以其讲学于江西贵溪象山，世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糅合思孟学派学说和禅宗思想，继承了程颢天即理、天即心的观点，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建立了被称之为“心学”的理学体系。陆九渊与朱熹同样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但陆九渊却认为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他从“心即理”出发，反对朱熹即物穷理的道德修养方法，主张“发明本心”即可。陆九渊和朱熹曾经就治学方法，即认识论问题，在信州鹅湖寺进行辩论，其后又就本体论问题进行通信辩论。这些辩论虽然以双方各坚持己见而告结束，但通过辩论开创了反对盲目追随附和朱熹学说的新学风，激发了学者们深入思考的动机，使两大学术流派在互相辩难中不断发展。
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同时存在的，还有陈亮的“永康学派”和叶适的“永嘉学派”。两者都强调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并对理学家提倡空谈，脱离社会现实的恶劣风气，予以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思想是当时浙东地区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曲折反映，代表了这一地区的工商业者、地主阶级改革政治，振兴国力以抵御外侮，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的要求。
宋代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是宋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卓越成就。火药在北宋初年开始应用于军事。由于火药武器的广泛使用，制造火药武器已经成为北宋官营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之一，火药配方更趋科学合理。宋朝与辽、金的战争推动了火药武器的进步，在北宋末年的汴京保卫战中北宋军队使用的火药武器就有火箭、火炮、蒺藜炮、霹雳炮等。南宋以后出现了管形火药武器，宋理宗时又发明了“突火枪”。
在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北宋庆历年间(—)布衣毕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发明不久，便在北宋的印刷业中得到推广运用。早在战国时代，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磁性材料指极的原理，发明了被称作“司南”的指向仪器。至北宋时，人们进一步发明了人工磁化技术和磁针的装置、使用方法，制成了指南鱼、指南针在北宋当时就被应用到了海上航行中。
沈括是北宋著名的科学家，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他晚年用笔记体写成的著作《梦溪笔谈》，涉及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气象、物理、化学、冶金、兵器、水利、建筑、医药、动植物等广泛领域，荟萃了当时中国科技发展的最高成就。
水运仪象台在天文学方面，也涌现了许多著称于世的新成就。北宋一代先后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取得了大量新的数据，著名的苏州石刻天文图，所刻恒星就有多颗。在河北宣化县的辽代墓葬中还发现了中国传统天文学与古巴比伦天文学东西合壁的彩绘星图。南宋杨忠辅主持修订的《统天历》，所记回归年长度为.天，被元代郭守敬编制《授时历》时所采用，与当今世界通用的格列高利历的数值一致。北宋在漏壶、圭表、浑仪、浑象等天文仪器的制造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宋哲宗时由苏颂和韩公廉设计制造的水运仪象台。
贾宪是北宋时的著名数学家，著有《黄帝九章算经细草》等，他提出的立成释锁法(即开方术)弥补了中国传统数学中开方术的不足，并由此列出开方算表“开方作法本源图”。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等，他继承了贾宪等人的研究成果，发展了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创立了完备的“正负开方术”。南宋数学家杨辉，著有《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等，他继承了沈括“隙积术”成果，创立“垛积术”。李冶是金元之际的著名数学家，著有《测圆海镜》等书，是中国古代数学最早讲“天元术”的著作，解决了一元高次方程组的解法问题。
宋代以后，中国传统医药学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科目由唐朝时的四科增加到九科。著名的医学流派“金元四大家”中金朝就有三人。两宋先后四次由官府主持修订本草，而水平最高的则是由北宋名医唐慎微编写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经官府整理雕版印行，是李时珍《本草纲目》问世前本草学的范本。北宋太医王唯一奉命对传统的针灸术进行研究整理，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他还设计监制了供教学和考试用的针灸铜人。
南宋司法官员宋慈结合已有的法医著作和自己的办案经验，著《洗冤集录》，概括了人体解剖、尸体检验、死伤原因鉴定、各类中毒急救等法医学知识的主要方面，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其中有些论述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
两宋农业科学的新发展以陈旉的《农书》为代表，该书是我国农书中现存最早论述南方水稻生产技术和土地规划利用的著作。与宋代以后园艺业的发展相适应，还涌现了种类繁多的植物谱，如蔡襄的《荔枝谱》、韩彦直的《桔录》、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王观的《扬州芍药谱》、刘蒙的《菊谱》等，对当时人们有关各类植物品种的形成、演化、分类、栽培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作了可贵的记录。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辽、宋、金时代的建筑仍以木结构建筑为主，从规模上看虽然不如唐代建筑宏大雄伟，但在建筑风格上趋向纤巧、华丽和富于变化，是中国古代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技术走向成熟的重要发展阶段，其重要标志是喻皓《木经》和李诫《营造法式》的成书。今山西应县建于辽清宁二年()的佛宫寺释迦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佛塔，该塔历经余年而依然巍然屹立，足可证明建筑技术之高超。辽宋以后的桥梁建造技术也有许多创新。汴京东水门外的虹桥，全部用“巨木虚架”成拱，结构简洁，造型优美，宛如飞虹，是宋代建桥工匠的艺术杰作。
金朝于明昌三年(年)在永定河上建造的卢沟桥，长约米，宽约8米，11孔，加两端的桥堍约米。为了克服洪水和冰凌的冲击，在设计上采用了拱与拱相连的“连续拱”，使全桥的拱联成一个整体，增强了桥身的坚固性。桥两侧的栏杆和望柱上还雕有个姿态优美、造型各异的石狮子。
宋朝的精英文化。五代以后，唐朝的设馆修史制度被历代王朝继承下来，其中以两宋成就最大。宋朝政府重视本朝史的编修，修史机构也比唐朝更加完备，所修史籍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篇幅之巨，记述之详，居中国古代各朝之冠。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在两宋史家撰写的通史著作中，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南宋人袁枢又将书中大事立目，把与本目相关的史事按年月排纂成篇，使之自为首尾，各具本末，名为《通鉴纪事本末》，克服了编年体史书分割历史事件，首尾难稽，纪传体史书一事分散于各篇的缺陷，是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又一创新。宋末元初人胡三省以数十年精力为《资治通鉴》作注，成为后人阅读《资治通鉴》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郑樵著《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价值最高的部分是《二十略》。两宋除了朝廷所设史馆编修国史等当代史之外，学者士大夫编写当代史蔚然成风，取得了很大成就，代表作主要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北宋初年开始，作为注重文治、繁荣文化的重要举措，对历代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刊刻，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其突出表现是《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与《文苑英华》四大类书的编纂。南宋末年，王应麟还编纂了《玉海》一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两宋时期作为历史学重要分支的地理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北宋初年起，朝廷出于加强对地方控制的目的，实行了地方官府定期编绘地图上报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多次绘制全国地图。宋代地方志编修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涌现了大批全国性和地方性志书。著名的主要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著《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王象之作《舆地纪胜》、祝穆的《方舆胜览》、范成大的《吴郡志》、梁克家德《三山志》等。
欧阳修《醉翁亭记》两宋学者继承前代金石研究的传统，把对古器物、碑刻的收集整理与文献考订结合起来，创立金石学，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和金石学著作。著者如欧阳修及其《集古录跋尾》、吕大临及其《考古图》与《考古图释文》、王黼及其《宣和博古图》等。
北宋初年，骈文仍然在文坛上占统治地位。柳开是宋代倡导复兴古文的第一人，他指出复兴古文就是为了承传孔孟之道，为古文的成功复兴开辟了道路。宋仁宗中期以后，与政治改革的风潮相伴随，古文运动蓬勃兴起，当代文坛领袖欧阳修及其师友门生成为了这一运动的中坚和主力军，“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于此时并立于文坛，在他们的努力下，一种接近口语的文言文终于取代了汉魏以来的骈体文，开辟了后世古文创作的道路。
宋初诗歌创作中的基本倾向是继承了晚唐、五代的风气，虽然不乏语言凝练、境界深邃的佳作，但由于作者们缺乏王朝衰落的危机感，失去了晚唐诗歌中特有的激情和震撼力，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欧阳修等人大力倡导古文运动的同时，也积极推进诗风的改革，强调诗歌创作要“意新”，要反映现实生活，并把散文的句意和句法运用于写诗，形成诗歌散文化风格，由此奠定了宋诗发展的基础，涌现了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宋诗大家。
文学大家苏轼宋词从欧阳修和范仲淹开始，形成了与“花间派”不同的创作风格，逐渐摆脱了男女恋情狭窄题材的束缚，写出了或清丽明媚或雄迈豪爽的佳作。柳永是推动宋词词风转变的代表人物，是婉约派词风的早期代表。真正使宋词别开生面的是文学大家苏轼，在他的笔下，柳永的颓废之风一扫而光，把词的创作推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南宋的著名词人有陆游、辛弃疾等。元好问是金朝末年的文学大家，他的散文继承了欧阳修内容充实、语言畅达的优良传统。他的词作对宋代婉约、豪放两派词风都有所继承，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宋初书法经历了由冲破唐代尚法书风的束缚而向尚意书风转变的过程。宋仁宗时的蔡襄大胆打破人们对唐代书法的迷信，在书法风韵和审美情趣上直追二王，成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开拓者。蔡襄与后来的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四大家，而以苏轼成就最大。宋徽宗是宋代仅次于上述四大家的著名书法家，他对唐楷进行改造，创立别具一格的“瘦金体”。书法专著的形成也是此时期书法艺术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宋徽宗敕撰《宣和书谱》、米芾著《书史》、姜夔作《续书谱》，以及曹士冕的《书法谱系》、陈樽的《负暄野录》等都是专论书法的名著。
宋代绘画中以山水画的成就最大，代表人物有由五代入宋的画家李成。北宋后期，画院画家们抛弃了模仿李成等人的画风，在恢复唐代清山绿水创作风格中又有所创新，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南宋山水画则以李唐创立的以刚性线条与笔势猛烈的“斧劈皴”为特征的技法影响最大。两宋之际，文同创立了不求形似，但求神韵情趣的所谓文人画，经苏轼提倡，风行当时。宋徽宗是花鸟画的高手，开创了强调反映创作对象真实性和描绘生动细腻的“宣和体”画风。北宋中期以后的文人花鸟画中以梅、竹、兰、菊、松、枯木为题材，表现文人高洁、傲骨、脱俗品行的绘画逐渐兴起。
南宋李嵩的《货郎图》在人物画中，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人物画也开始增多起来，尤其北宋中期以后，以世俗生活为创作题材已经成为人物画的主流，著名的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与南宋李嵩的《货郎图》等。
宋朝的市民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局势的稳定，在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都比较发达的城市中形成了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与之相适应，产生了反映市民精神面貌和满足市民阶层文化需要的市民文化，诸如话本、戏曲、杂技、伎艺等。
在两宋的城市中，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北宋都城汴京形成了固定的娱乐游艺场所，称作“瓦子”，又称瓦舍、瓦市、或瓦肆。每一处“瓦子”由若干座用栏杆围成的表演各种伎艺的勾栏组成。瓦子勾栏成为市民文娱游乐的重要去处，市民的文化生活就主要在这里展开。
宋朝的蹴鞠话本，又称“平话”，主要分为讲史与小说两种。宋代的“话本”流传到今天的主要有《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等。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直接影响了元明清时期长、短篇白话小说的形成。戏曲包括歌舞与讲唱相结合的鼓子词、诸宫调和傀儡、影戏、杂剧、南戏等形式。球类活动称之为蹋鞠、蹴鞠、球鞠之戏，分为以足踢球和以杖击球两类，是集游戏娱乐和体育锻炼于一身的健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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